1935年，上海集体婚礼

　　民国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也是中国婚姻变革的重要时代。新知识阶层推崇西方现代文明婚姻，主张自由恋爱，而文化程度是其中一条重要的择偶标准。

　　早在二十世纪初，报刊上就不乏知识阶层刊登的征婚广告，同时也有不少青年男女为争取婚恋自由而私订终身的报道。蒋百里、郭沫若、张道藩等名人不但冲破了中国传统包办婚姻的束缚，还打破了种族的界线，纷纷与异国女子结合。

　　但另一方面，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仍然是当时的主流婚姻形式，柳亚子、胡适、鲁迅、梁思成与林徽因等人都经历过包办婚姻。《申报》上甚至介绍过一起父亲因女儿自主结婚而将其杀害的极端案例，江苏省议员周钺因女儿周静娟违背父命擅自结婚，竟将其淹死。“堂堂省议员，尚且如此不文明，何况市乡愚民！”可见传统礼教大防仍然难以逾越。

　　董竹君与夏之时

　　文明婚礼蔡元培倡导“以演讲代替闹洞房”

　　在婚礼仪式上，有别于传统婚礼迷信、繁琐、费时、耗财等诸多弊端，文明婚礼成为民国时的流行时尚。

　　上海锦江饭店创始人董竹君与夏之时于1914年春在日租界结婚，新娘身穿白色纱裙，梳法式新娘发型，夏之时身穿西式结婚礼服，让人眼前一亮。要知道董姑娘的西式结婚礼服，比后来广为人知的宋美龄婚纱早了十几年呢。邀请名流士绅到场主婚或演讲，也是民国时髦婚礼必不可少的环节，究其源头乃是北大校长蔡元培身体力行倡导“以演讲代替闹洞房”。

　　根据北京1917年风俗调查报告，文明婚礼的流程大致是这样：婚前男女互换订婚证物。结婚时，地点设在公园或其他公共场所，配备证婚人、男女双方主婚人、介绍人、引导员、司仪及乐手等。新郎、新娘及其证婚、主婚、介绍人以及男女方来宾等，席次都有特定安排。何时奏乐，何时男宾入席、女宾入席、证婚人入席、新郎新娘入席，何时证婚人宣读证词，何时新人签署婚书，皆听司仪号令。礼成，新人与亲族见礼，接着男女方来宾向新人致贺，然后新人复致谢来宾。礼仪结束后便款待宾客，整个过程约莫半天工夫。文明婚礼最初盛行于京津沪大都会，后来逐渐流传至沿海各城市的缙绅之家。

　　说到新人结婚时需签署的婚书，民国年间的结婚证书一般有新郎新娘生辰、籍贯、家庭成员及各自姓名等内容，并列出结婚日期、地点、证婚人、介绍人、男女双方主婚人等详细信息。北洋政府在1914年颁布的《关于人事凭证贴用印花条例》规定：婚书要贴印花壹圆，如不贴用印花或不盖章画押者，在法庭上无合法凭证之力。1934底国民政府公布的《印花税法》将每张婚姻证书须贴的印花税改到四角。金融界、教育界、洋行职员和知识分子新青年比较青睐这种官方出具的新式婚书。

　　民国年间贴过印花税的结婚证书

　　旧式婚礼“宣统大婚”抵押40多箱故宫珍宝变现

　　尽管文明婚礼更显时髦，但旧式婚礼依然很普遍，有一场旧式婚礼甚至轰动全国，那就是清逊帝溥仪于1922年12月1日举行的大婚典礼。

　　“宣统大婚”绝对是当年惊爆眼球的头版头条，当年3月份《申报》就提前预报“溥仪决定聘荣源之女为正妻，端绪之女为妾”。婚礼正式举行之前，有三场重要的仪式，分别是纳采、大徵和册封。10月21日举行纳采礼，侍卫官马队、仪仗队和军乐队吹吹打打，举着大清龙旗给新娘家送订亲礼。11月12日举行大徵礼，仪式和纳采类似，但给新娘家里送的东西就贵重多了，光给皇后的就有黄金一百两、白银一万两、金茶器一、银茶器二、银碗二、缎二百匹、配备鞍辔的马二匹，另外还给皇后的父母兄弟甚至包括府上仆役都准备了钱财礼物。11月30日，溥仪在乾清宫降旨册立皇后，再派大员二人为正副钦使，将镌制了皇后名号的金册、金宝送到皇后府邸。

　　到了婚礼这一天，淑妃文绣先行入宫，清晨三点多迎亲队伍便出发，四点多凤舆入宫，皇后降舆后，过大火盆，由福晋搀扶入坤宁宫，在此完成典礼后，喝交杯酒，吃子孙饽饽，举行“合卺宴”，18岁的皇后和17岁的皇帝再一起入洞房。

　　这一日，北京市民纷纷相约“瞧小皇上娶娘娘去”，整个城市“好事者多拼一夜不眠，沿途赶看热闹”。电影院放映前也用“皇上大婚”做广告招徕观众，各地的遗老遗少更是“入京贺喜者甚众”。12月3日小皇上在乾清宫受贺，清朝遗老穿清制礼服，民国政府官员则穿民国礼服齐聚一堂，另外前来祝贺的还有外国公使。

　　由于军阀混战，北洋政府财政困难，连清帝退位时谈好的每年四百万优待费都发不出，为了这场皇室婚礼，特意从关税里拨出十万元。小皇上原本以为经费方面高枕无忧，结果却发现钱根本不够用，只得将40多箱故宫珍宝向汇丰银行抵押变现。饶是如此，溥仪婚礼的排场竟然还不如民国官员嫁女，更比不上他的前任光绪皇帝大婚。

　　溥仪与婉容

　　婚姻变革“新生活运动”引发集体婚礼

　　婚礼本应丰俭由人、量力而行，不少有识之士呼吁改革繁琐奢侈的旧婚俗。

　　蒋介石不但自己与宋美龄举办的是文明婚礼，还于1934年发起旨在改进国民生活形态、复兴中华民族的“新生活运动”。为响应他的号召，上海市政府首开先河，于1935年4月3日为57对新人举办集体结婚典礼，围观者竟达万人。

　　此后，集体婚礼逐渐受到民众认可，其他地区纷纷效仿，据当时的政府档案记载，江苏、湖南、江西、广东、陕西、新疆、湖北、河南、山西、四川、辽宁、河北、青海等地都出现了集体结婚的热潮。

　　除了中式传统婚礼和西式文明婚礼之外，民国的时候还有浪漫又刺激的“空中婚礼”。新郎是上海国民革命军东路航空司令部司令刘沛泉，新娘是由美国传教士抚养长大、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的王素贞，二人由朝鲜女飞行员权基玉介绍相识。1929年圣诞节，二人举行空中婚礼，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作为证婚人与介绍人权基玉同机前往，见证了这次婚礼。

　　民国作为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剧变时期，除了革故鼎新的婚姻变革之外，也需看到抢婚、童养婚、冥婚、典妻、纳妾、冲喜、入赘、强迫妇女守贞等等陈规陋俗依然广泛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