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钩沉辑录与吉林相关的作家作品。

　　传统文学史的写作强调不同历史时期代表性的文学样式，对于丰富多彩的文学创作往往仅择其要者详论之，而更多的作家作品不受重视，甚至渐趋湮灭无闻。“通史”以起自远古下迄当代的吉林文学为其研究对象，为求文献的准确和详实，于众多历史典籍和考古文献中搜罗辑存了大量与吉林相关的文学资料。如唐代高彦休所著《唐阙史》中的《僧萨多罗》一文，塑造了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渤海僧人形象，在诸多唐传奇作品中此文确实算不得上乘之作，也极少为历代学者所论及，但却是渤海国时期文学的重要收获，是佛教信仰影响吉林文学的一个旁证；又比如从《北史》、《契丹国志》等史书中辑录的契丹族歌谣《焚骨睨》、《国人谚》、《臻蓬蓬歌》等，不仅丰富了辽代吉林文学的面貌，对其本事的考证和艺术价值的确认，更是突破了在“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念影响下，辽金文学仅重其词曲院本研究，辽金诗歌仅重其文人诗歌研究的传统学术研究格局。

　　二、从地域文学的角度对吉林文学予以重新审视。

　　“通史”试图勾勒出吉林文学发展的“史”的线索，把握其发展逻辑，因此格外注重地域文化对吉林文学发展的影响，这不仅体现在地域作家文化身份的界定上，还体现在人地关系视角下，对作家作品艺术价值和史学价值的“重新发现”。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流人文学的研究，如吴兆骞流放宁古塔是清代著名的文化事件，论者多着眼于顾贞观与纳兰性德的道义订交，以及著名的《金缕曲》词，实际上文学活动是发生在一定空间场域内的，方拱乾、吴兆骞等诗词中反复出现的“冰霜”、“异域”、“大荒”等审美意象是诗人目接耳亲的外在景象，而关山阻隔、塞客衣单的心理感受是其诗词悲剧意蕴形成的基础，也就是说，吉林的自然环境和风俗民情成为了流人诗词中的文化印记，而流人作家也参与到了吉林地域文化的生成过程之中。地域文化的影响同样贯穿于身处外地的吉林籍作家的文化血脉之中，如对穆木天、李辉英、骆宾基等沦陷时期流亡作家的研究，论者通过剖析其作品中乡土和家国的主题，反映出流亡作家的文化心理结构和深层的文化认同。当代文学中的地域色彩更为鲜明，“通史”论者准确地把握住了吉林文学的地域性特点，如论者以“瑰丽的地域风情画”为切入视角，对张笑天小说中的历史文化蕴含作了深入的剖析，提出张笑天在《大森林的传说》、《木帮》等代表作中，对这片地域的历史文化进行了多维探索，并且从人类文化哲学的高度，对人性的善恶作了深度的审美观照。

　　三、具有宽阔的学术视野，突破传统文学史诗歌、散文、小说三分天下的格局。

　　“通史”不仅在历史分期上遵循吉林文学独特的历史轨迹，在文学体裁的划分上也尊重了吉林文学多样化发展的客观事实，将报告文学、传记文学、儿童文学、影视文学、话剧文学等多种体裁纳入到“通史”的范畴之中，进行专题研究，体现出吉林省独特的文学发展风貌。长影是新中国电影的摇篮，也是吉林文化的重要标识，建国以来长影出品了《五朵金花》、《冰上姐妹》、《上甘岭》等一大批对新中国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影视作品，甚至可以说，缺失了以长影为核心的吉林影视文学的研究，吉林文学的面貌是失却几分光彩的。影视文学研究入文学史，“通史”并非先例，贺圣皓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1994）设有“戏剧影视文学专题”，“通史”以长影的发展历程为线索，着重对剧本的文学性和艺术性进行了深入研究，是其独特之处。又如吉林的话剧文学经历了百年的发展历程，并且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黄金时代”，产生了《救救她》、《田野又是青纱帐》等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剧本。吉林话剧成为新时期中国当代话剧文学的重镇，然而此前对于吉林话剧文学缺乏系统性的研究，“通史”设专章研究吉林话剧文学是一种创新和突破。

　　四、引入民间文学视角，实现对精英文学史的重构。

　　近年来，富育光等学者对满族先民的口头叙事性长篇说唱文学“满族说部”进行了搜集和整理出版，极大地改变了吉林古代文学的面貌，提升了吉林文学的历史长度和文化厚度。属于民间文学范畴的满族说部及俗谣俚曲等通俗文学能够入史，得益于“通史”编撰者的史识和先进的文学史观念。此外，当代文学部分还设置了“吉林民间文学”和“当代二人转史论”专章，文学理论批评部分对王肯的“土野的美学”，田子馥的二人转理论以及汪玢玲的民俗学理论进行了专题介绍，这都显示出了“通史”对于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重视。传统文学史的构架以“知识精英话语”为主导，对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采取漠视和排斥的态度，而“通史”以开放多元的文化心态，对传统文学史观进行了修正。